2016年，在美国有三本相似题材的新书出版：《乌托邦自驾游：穿越美国最激进思想的公路之旅》（埃里克·雷切）、《此在的天堂：美国乌托邦主义的故事》（克里斯·詹宁斯）和《奥奈达：从自由性爱乌托邦到精致摆设的餐桌》（艾伦·韦兰-史密斯）。在《纽约客》发表的长篇书评中，阿卡什·卡普尔（编者按：印度作家）把它们的同时涌现称为“乌托邦的回归”。与这些新书“热情，甚至赞美”的笔调相比，卡普尔对它们所写的十九世纪美国乌托邦实验持怀疑态度，认为这些乌托邦所探索的社会“不可能更美好”。然而，在《金融时报》上评论其他两本新书——《现实主义者的乌托邦：全民基本收入、开放边界和每周15小时工作制方案》（罗格·布雷格曼）和《基本收入：建设自由社会和健全经济的激进提案》（菲利普·范·帕雷斯与杨尼克·范德波特）——时，他对乌托邦思想作为诊断社会弊病的方式毫无怀疑：“它迫使我们面对现在，至少承认需要一个非常不同的未来。”无论卡普尔的态度如何，“乌托邦的回归”是一个不容否定的事实，揭示了当前社会的不满。
自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的启动让流动资本可以跨越国界，美国制造业开始向廉价劳动力集中的国家转移，金融业成为美国经济的主力，它与国家权力的结合不仅导致财富高度集中，拉大贫富差距，还因过于放任自由、缺乏监管，先后酿成了2008年的次贷危机和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抗议运动。政府职能在新自由主义市场原则下进一步收缩，它不仅无力挽救金融危机，也无法让长期停滞的“锈带”复苏。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和国际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加上政府把公共服务“外包”给市场化的公司的政策，让两个多世纪以来苦心建设的机会平等和条件平等的福利制度难以为继。自动化生产、人工智能对工作机会的剥夺，至今仍未有相应的伦理主张和制度设计来抚平人们的忧虑。对世界霸主角色的执着，为满足军工企业的利益而发动的过多的对外战争，让美国深陷恐怖主义的泥沼，大大降低了社会的安全感；而与崛起中的中国的竞争，更酿成有可能两败俱商的贸易战。特朗普的出现，标志着美国正从一个全球化的领导者身份向过去的民族主义的撤退。
在这样的时代谈论十九世纪美国乌托邦，无疑也是一种撤退。齐格蒙特·鲍曼在他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书中，用了一个新词“逆托邦”（retrotopia）来描述这种不仅发生在美国同时也发生在欧洲及其它地方的趋势：“各种‘逆托邦’正在从莫尔式的乌托邦的双重否定——被拒绝之后的复活——中出现。前两次人们都是去那尚未诞生、因此尚不存在的未来中寻找人类的幸福，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正在从那已失去、被盗走或被抛弃却未死的过去中寻找各式各样的乌托邦。”自从托马斯·莫尔在五百年前发明了乌托邦这个词，人们就相信一个更好的社会存在于未来某处；但经历了许多乌托邦实验的失败后，人们否定了乌托邦；当置身于今日世界的混乱不安，人们看不到美好的未来，于是又否定了对乌托邦的否定，选择了回归过去。鲍曼进一步引用德里达的名词来说明，这种回归不是对过去的“重复”（reiteration），而是选优汰劣的“迭代”（iteration）。这意味着，人们有可能对历史上的乌托邦经验进行遴选，剔除一些过于激进暴虐的选项，在美国震教村（Shaker Villages）、新和谐公社（New Harmony）、布鲁克农场（Brook Farm）、奥内达公社（Oneida）这样小范围的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历史经验中去芜存精，重新发掘、更新它们对抵御社会危机、重建今日生活的意义。
鲍曼的“逆托邦”概念深刻地概括了此时此刻我们这个世界所发生的各种倒退——例如因为国家和政权的失效而回到利维坦出现之前“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状态，因为全球化的弊端而回到民族主义、部落主义、社群主义，因为大国竞争加剧、边界和壁垒的加强而回到冷战，因为“有者”（the haves）与“无者”（the have nots）之间不断扩大化的差距而回到不平等，因为极端的不安全感而回到个人自闭状态，如果有可能，甚至还希望回到类子宫环境，也就是不用与外界发生联系的生命前期体验。这一“逆托邦”概念也有力地解释了为什么乌托邦议题会在今天卷土重来，为什么有相关新书密集出版。这些新书的作者们不仅研究历史，例如雷切、詹宁斯和韦兰-史密斯对美国社群主义乌托邦运动的回顾；有的还大胆写出新的“迭代”方案，例如布雷格曼、范·帕雷斯与范德波特向欧洲推介的“全民基本收入”（UBI）制度。
历史上所有的乌托邦思想无一例外地包含着两层含义：首先是对现实世界的否定，其次是设计出替代的方案。在轴心时代，柏拉图的《理想国》是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后希腊文明衰败的不满，他希望用“哲人王”的贤人政治来替代失败的民主；老子“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人重死而不远徙”的“小国寡民”社会，庄子“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的“至德之世”，孔子“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大同社会”，孟子“死徒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的“井田制”，均是对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的乱世的建言。尽管中国自古以来没有西方的乌托邦概念，也没有西方那样的乌托邦叙事文学的传统，但它一直对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有相似的强大论述。比照西方的乌托邦概念，老子、庄子的思想可以称为道家乌托邦主义，孔子、孟子的思想可以称为儒家乌托邦主义。中国最有名的乌托邦文学作品是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它描绘了一个与世隔绝的村庄，由逃避秦帝国暴政（“避秦”）的人们建立，是道家乌托邦的完美样本。墨子的“兼爱、非攻”思想可以称为墨家社会主义，许行的“贤者与民并耕而食”思想代表农家学派，被大卫·格雷伯称为“农民知识分子的无政府主义运动”。
莫尔的《乌托邦》（1515年）写于英国新教开始脱离罗马天主教、圈地运动出现、资本主义开始萌芽的十六世纪，他敏感地预见到即将到来的时代恶疾，在工业革命前的长夜里开出了第一份诊治方案。自此，幻想地理学、游记、问答录、公有制、平等、教育等等就成了一个新创文学类型的标准配置。乌托邦叙事文学有一长串的书单，有的对人们的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的甚至成为实践指南。弗兰西斯·培根的《新大西岛》（1623年）提到的博物学机构“所罗门之宫”（Soloman’s House）影响了罗伯特·欧文邀请费城的知识分子到新和谐从事科学研究和教育创新；蒂耶纳·卡贝（étienne Cabet）的《伊加利亚旅行记》（Voyage en Icarie，1839年）成为他自己在美国创建的一系列伊加利亚社区（Icarian Communities，1848年开始）的蓝本；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的《回顾》（Looking Backward，1888年）同时影响了英国埃比尼泽·霍华德的《明日花园城市》（1898年）和晚清中国儒者康有为的乌托邦理论著作《大同书》（1902年）的写作；威廉·莫里斯的《乌有乡消息》（1890年）影响了费边社的新生活实验；B.F.斯金纳（B.F.Skinner）的《桃源二村》（Walden Two，1948年，编者按：又译作《瓦尔登湖第二》）则是弗吉尼亚州双橡社区（Twin Oaks，1967年成立）的行动圣经。夏洛特·吉尔曼（Charlotte Gilman）的《她乡》（Herland，1915年）是罕见的女性主义乌托邦小说，里面女人国的国民只有名，没有姓，因为她们都是自体繁殖，没有父系来源，这注定了它不能从虚构变成现实。